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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评剧皇后”

妈妈出生的家庭很贫穷,她父亲还有病,她家生了7个孩子,活了5个。在她4岁时,她家发现她是一个可以挣大钱的唱戏的料,就让她貌美如花,负责唱戏。她是大女儿,从小就撑起经济负担,捡煤球、检线头,唱戏赚钱。她想做一个好角,一门心思都在上面,一心想挣钱。妈妈基本不让我们接触她的家人。她有了辨别能力后,觉得几个妹妹弟弟低俗,没有文化。她成了文化艺术界出色的人物后,有一种和原来的东西决裂的感觉,尤其希望她的孩子接受更好的教育。后来她把我姥姥接了过来,也在北京买了房子,但接触得少,不亲近。她妹妹的女儿和我们一起玩过,后来不在一起了。我们和吴家接触得更多。

妈妈到了天津,心里对过于贫穷,过于没有文化,是有一些自卑感的。特别是嫁给了我父亲吴祖光,她有自卑感。吴祖光的家族虽然不富裕,但却是一个几代人的文化大家族,妈妈总说吴家是书香门第。她嫁给父亲时,已经是成了大角的“新凤霞”了。开始她只是觉得吴祖光人特别好,是知识分子和剧作家,和父亲结婚后,才发现她嫁给了大家族。我爷爷吴景洲是文物鉴赏家,也是故宫博物院的开拓者之一。1954年妈妈从上海把爷爷他们接到北京,住在王府井帅府园马家庙的四合院内。爷爷带来了价值连城的书画古董,分文不要全部捐献给了故宫博物院。我父亲15个兄弟姐妹,活下来11个,父亲是大哥,老大,还有一个大姐在台湾工作。这些兄弟姐妹都比父亲小,都在北京、上海上学。妈妈这时才发现,自己成了这个大家族的“大嫂”。她感到自己的家庭相比吴祖光的家庭,有一个无法弥合的距离,太遥远了。那种觉得自己低的心情,是非常厚重的。

共和国成立时,母亲20岁出头。她是那之后才成为“新凤霞”的。她是北京城里一等一的女演员,对于评剧的贡献,有点空前绝后。评剧曾经是个低下的剧种,我不喜欢评剧,但只喜欢听我妈妈的评剧。妈妈创造了她的艺术派别,使她的剧种实现了级跳。她天生有一种创新和改革意识。她的生长地是天津,一个海纳百川的大都市。她虽然非常贫穷,却是在天津这个大城市成长起来的人,接受了大量的信息。天津的码头带来了各地乃至世界的信息,全国的大角也会去天津演出。这些大都市的东西滋养了新凤霞,让她虽然是个穷丫头,但不是个土丫头。她成为演员后,“戏瘾”很大,爱看电影、舞蹈、梆子、京剧、曲艺相声,这些东西全都给了她艺术滋养,她把这些东西都放进了自己的东西里。她的初心很简单,就是希望在舞台上与众不同,一定不和别人一样,必须要有变化。妈妈的出现,一下子提高了评剧的地位,20世纪60年代初期,它的演出成绩和销售情况甚至超过了京剧。

京剧不适合演现代戏,离观众遥远。评剧历史短,便于创新,社会圈子也都比较容易接受它的创新,适合演现代戏。江青那时推动的样板戏改变了京剧的现状,评剧的程式化还没有那么完整,在北方一代很有观众,用普通话表演,也有天津和河北的方言,语言清晰。二姨告诉我,新凤霞从天津来到北京,在北京没几天,看了几天戏,回去就不说天津话了,只说北京话,让她的弟弟妹妹也说北京话。她虽然只认识百来个字,但她对事物的认知能力是一流的。她发现老评剧“俗不可耐”,就开始改变表演方式,改变旋律和腔调,接受了很多其他地方剧和流行音乐的元素。她主动创造的心态很重,胆子也大,天生丽质,在台上的表现是再无他人的。我从3岁多开始看妈妈唱戏,现在我也唱戏。小时候去看妈妈唱戏,印象最深的是《阮文追》,越南共产党的人民英雄,后来因为刺杀美国大使被捕枪毙。我妈妈演他的妻子。妈妈一上台,当兵的用枪挡住她,她向地上一扑,头发全部散开,动作是她设计的,頭发也是她的真头发,把戏曲的特点应用得淋漓尽致。她在舞台上的骄傲平衡了她对出生于贫瘠环境的自卑。我现在是花腔女高音,也是全能歌唱家,也唱评剧。很多人说我唱得跟妈妈没分别。其实我不是学的,而是熏的,但也和后来到美国学了十几年科学唱法有很大关系。

苏联时期有一个著名的舞蹈演员叫乌兰诺娃,是极其天才的女演员。20世纪60年代时她30岁左右,正当红,生活中很多事都不会,一心一意只跳舞,一辈子没结婚,身边有个保姆照顾她,非常极致。我妈妈有一点像她,对生活琐事不那么懂,不会做饭,不懂得屋子怎么收拾,全心全意在舞台上。她对人情世故更是完全不懂,保持在十五六岁的状态。妈妈天生上台什么都不怕,但在生活中有恐惧,风暴来了,不知道如何对付,心态并不好。“文革”中,她心态一直过于紧张。父亲由于深厚的文化积累,不怕生活中的风暴,一切平稳对待。妈妈不太知道如何保护自己,心态简单,让她改造,她就怀疑自己是不是有罪,大家都有罪了,担心自己也有罪,生活中也比较木讷,下台说话胆子小,讲话有时语无伦次。这些紧张都造成了她血压高。直到“文革”结束前夕,她还在拼命表现,终于到1975年10月份得了脑血栓,半身不遂,离“四人帮”倒台只差一年。我父亲内心一直很稳,外面应付,内心很清楚自己无罪。父亲1957年被划为“右派”,去了北大荒3年,父母不在一起,妈妈应付风浪的能力其实是很差的。家人的保护对妈妈很重要。最难熬的那段时间,1967年,小白玉霜自杀,妈妈后背也挨过一次打,受了伤。她有承受不住、分析不了、解决不了的时候,但她没有自杀。妈妈生活的希望,和家庭圆满有很大关系。我父亲的家族对她影响是非常正向的。小白玉霜的丈夫是个音乐家,“文革”中揭发她,他们没有孩子,有个养女,这让小白玉霜失去了生活的温暖。妈妈一直觉得再怎么样也要活下去,生存欲望很强烈,她的3个孩子都才几岁:我那时9岁,二哥13岁,大哥18岁,她要为家庭维持下去。在父亲那里,也没有什么是不可以解决的,只要回到家中,她的紧张就能得到和缓。

我们的家

我奶奶是杭州人,大家闺秀出身的女性,那时候属于南方富庶人家的后代嫁给书香门第人家做媳妇的典型。她有过去中国文化女性的忍辱负重,相貌俊秀,话不多,一个人生了15个孩子。1949年后她跟着大儿子,按传统礼教来说要跟着大儿子。父亲从香港回到北京后,把她和爷爷接来北京,家务事都由她掌管。妈妈曾写,爷爷要把文物全部捐赠的时候,老婆婆在院里来回地边走边看,用手抚摸,回忆起爷爷在重庆逃避轰炸躲进防空洞的时候,抱的不是孩子,而是一张吴道子的画。她对那些东西很难舍,但对儿子、丈夫是绝对服从的。妈妈很识大体,和奶奶的心灵沟通我觉得说不上,她们完全不是一种人。妈妈在家的时间也不多,不存在太多婆媳矛盾。奶奶是大气的大家闺秀,不是强势的知识分子型,温柔善良,做饭一流。我们吃饭都是江浙口味,就是从奶奶那里来的。妈妈赋闲在家后,就跟着奶奶学做饭,饭做得很好。我们小时候有奶妈,长大后每个人的奶妈都成了保姆,妈妈挣得多,经济也富裕。父亲成了“右派”后,并没有影响妈妈的演出。奶奶在家掌管家庭,房子还是那个房子,一切按部就班,度过了父亲没有工资的三年困难时期。他1960年回来,我们度过了6年平稳时期,直到马家庙9号的四合院——父亲结婚后买的房子,被造反派瓜分。

困难时期也增加了我的生命力,我顶着石板往上长,对我锻炼很大。大概10岁时,社会正很乱,家里一会儿冲进一批人,一会儿冲进一批人。妈妈让我住进一位崇文门的阿姨家,住了三四个月,武斗停了以后,再把我接回去。我感受到了另一种生活。阿姨是个劳动妇女,丈夫是工人,“红五类”家庭。他们的生活很贫困,一家人挤在很小的一间屋子里,有一张炕,我睡在行军床上。他们对我很好,还尽力做鱼给我吃。我学会了做家务,和院子里的小姑娘天天出去买菜,那是很棒的生活;也看着院子里的女人光着膀子揍孩子,只觉得惊心动魄。夏天在杂院里的小方桌边吃饭,有次一个男孩子拉着我去跟小方桌边的人说话,我说不要跟吃饭的人捣乱,他们都觉得我很有教养,别人没有这种道理和教养的。我看到了我生活的世界之外,还有别的世界。后来我到了美国,觉得生活更加丰富和立体,创造力就是在这些比较中产生的,受苦的经历非常宝贵。我妈妈最初就是想改变生活环境,把贫穷变成丰衣足食,然后才开始通过艺术来创造的。

我很幸运,因为小,没有上山下乡,没有插过队,没有去过兵团,哥哥们都赶上了。初中升不了高中,我就在家读书。“文革”后期是个闲散时期,渐渐不搞运动了,爸爸妈妈都在家。当我十六七岁的时候,父亲找书给我看,那几年看了大量的书,《邓肯自传》《金陵春梦》,杰克·伦敦和张爱玲的小说,《皇冠》杂志,各种各样。我也是那时开始学唱歌的,老师是郭淑珍。她那时也作为“反动艺术权威”在家,和我六叔是留苏时的同学,六叔带我去拜她学声乐。到我开始找工作,父母天天为我着急。我到处考文工团,考不上,无法通过政审,好在我的性格像爸爸,天性乐观。但接二连三受打击总是不成,直到1975年底,费尽牛劲,才进了铁道文工团当学员。1977年恢复高考,我考上了中央音乐学院,人生这才刚刚开始。

父亲对我影响最大。他渊博的知识和宽厚的胸怀,还有他对世界的认知和对事物的处理方式,对我们影响深远。40年代末期,父亲亲共,在国民党政府后期经常被人跟梢。周恩来很关心父亲他们,把北京、上海一大批文化人士保护起来,送到香港,去那里拍电影。周恩来非常喜欢父亲的作品,曾问夏衍,吴祖光回来没有。他是老北京,必须回到北京。他抗压能力一流,什么事到他那里都无所谓,他从来没有过挫败感,失去了也无所谓,觉得还会再来。想得到的东西没得到,他也会感到释然,生活永远都有希望,总能看到其他好的方面。妈妈特别爱吃后悔药,爸爸总是说,发生了的事情就不要想,也不会回来,想未来怎么做就好了。妈妈仰视爸爸,爸爸则觉得我妈妈是个“稀世天才”,一点都没有俯视感,尽一切所能完善妈妈的艺术成就。戏曲人需要的就是文化补充,父亲给了她巨大的帮助。我妈妈生病后不再上台,成为了一个特别成功的作家,就是我爸爸的帮助。爸爸为她买了红木雕花大理石面的小书桌,书桌旁还有一个摆满了书的书架,都是为妈妈学习和写作准备的。妈妈没读过书,认字也少,但她拿到退休金后也在继续创造,通过写作的方式创造。她人生后三分之一的时间是在疾病中度过的,1975年底她的脑梗导致了半身瘫痪,去世前的23年时间都是如此。在这23年间,半身残疾的她克服了身心的艰难困苦,完成了从演员到作家、画家的角色转换。

我父母能够撑过艰难年代,家庭给了他们强大的支持,一回到家,就可以全身放松,很温暖。父母家都没有婚姻中断的例子,没有分崩离析的历史,我们这一代孩子里面,也没有离婚的例子,这成了一种家庭传统。有一段非常历史时期,周围人的婚姻都在纷纷解体,但父母坚决不离婚。父亲在东北劳动3年,妈妈每月都给他寄一个木箱,里面裝满了食物;他遭到隔离的那段时间,我们都学会了做饭,蒸窝窝头,吃咸菜,从不叫苦。父亲回来后,他们也从没有正经的矛盾,最多就是妈妈无理取闹,你把我的旧椅子扔了,新椅子没法待了,活不了了,之类的小事。除此之外,没有矛盾。

“君子”是什么?我对“君子”的认识都来自父亲。1983年还是1984年,中国京剧院要拍一出戏,赵燕侠演,父亲那时复出。那个写剧本的业余作家谦虚诚恳地来请教父亲,请他指教,我父亲很单纯,就接受了。他说有些地方需要改动,对方说,你随便改。改完了,对方就不高兴了,原作者差点翻脸。父亲说,你不高兴也不要紧,让剧团最后确定用哪个版本,我的名字不用,本子能用的就用,不用就删掉,然后就撤了。我对这件事印象特别深。我如今也既写又唱,也自己写剧本。别人来让我改,也遇到改完了不高兴的情况,我马上就想到父亲的经历,采取了和他一模一样的态度。

父亲不被权力、金钱所驱动,对钱财不那么渴望,不玩命追求,而是精神层面的高级。20世纪80年代有一个著名的官司,“吴祖光与国贸案”。爸爸当时70来岁,看到一篇报道,写了一件事:国贸大厦下面有一个超市,怀疑两个女孩子偷东西,强迫她们搜身,两个女孩就打了官司。他觉得一个国企超市怎么能这么做,就写了“红颜一怒为自尊”的文章,语言也很犀利。国贸的领导觉得吴祖光写得太严重,就告我爸爸侵权。这是一个典型的官压民事件,一下子就成了全国皆知的事情,铺天盖地地支持吴祖光。当时北京市市长把这件事压着,北京律师还成立了一个团队为吴祖光维权,一闹闹了3年,最后开庭宣告对方败诉,一切费用由对方承担。

我和父亲的关系更密切,很多事情有共鸣。和妈妈分享生活的乐趣居多,她的经验都从生活中来,用今天的话说,有点呆萌可爱。她的生活很苦过,但命运的事,变成了每个人都必须经受的事时,人就不觉得痛苦。就像唐山大地震过去一两个星期,人们见面相互打招呼询问,“我们家伤三口”,“我们家走了四口”,人们都在痛苦中。她的生活状态是一片人的生活状态,像湖中的一滴水,她从没有苦大仇深的感觉。我到了美国,一切都是新的,反而感受到一种突如其来的恐惧。那时我交了一个美国男朋友,同去看一部恐怖片,充满刺激、悬念和不确定性,我才第一次感到要吓死了。再后来看多了,恐怖片也一点都不能让我害怕了。我父母在巨大的时代动荡中,反而产生了巨大的创造力。

妈妈看表面的东西,这让她保持着天真。有时候她又一针见血,一般人情世故很懂,但不做总结。她的注意力都在她的演唱和业务成就上,如果不是抱着想提高艺术水准这个想法,也许还不一定嫁给我爸爸。到了她年纪大的时候,她依旧很天真,对待事情像个18岁的少女。“文革”后,一切都归于平稳,社会上尊重和崇拜她的粉丝又回来了,她不用再担心很多事情。她讲话直白,不世故,很多知识分子非常喜欢她这一点,认为她保持着最原本的善良,有一种非黑即白的状态,这种状态可能不够复杂,但在她所经历的年代,保持本色也许是更难的。父亲给她刻了一枚章,刻的是:“永葆幼稚青春”。